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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聪明投资者
这是2022年2月的一场长谈。彼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即将从柏基（Baillie Gifford）旗下苏格兰抵押投资信托（SMIT）基金经理岗位上退休。
拥有“伟大公司捕手”标签的安德森，有着鲜明的成长股投资，长期主义特质：不靠解释下个季度，也不靠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次加息，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件更难、也更慢的事情上——理解变化：变化从哪里来，如何扩散，最终会把哪些公司推到怎样的规模。
这场近两小时的深度对话由Masters in Business的巴里·瑞特霍尔茨（Barry Ritholtz）主持，他本身也是非常资深的企业家、投资顾问和财经作者。
安德森谈得最动人的部分，并不是具体某一只股票，而是他那套自上而下的“变化观”。
在他看来，金融市场长期最大的误区，是把世界默认成一个会自动回到均衡的系统：只会发生温和的小波动，然后均值回归。可真正决定长期回报的，往往是少数远离均衡的时刻——技术、组织形态、产业结构发生跳变，非线性地改写了商业版图。
但理解变化还不够。安德森更看重的是：谁能把拥抱变化的蓝图执行出来。
这也是他对“远见型领袖”的重视。他承认命中率不会高，甚至必须接受失败像风投一样频繁；可真正的颠覆者之所以稀少，恰恰在于他们能在起点就把未来当作“开放式命题”来经营——敢承认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仍愿意以极长的时间跨度去投入、去试错、去扩张。
亚马逊与杰夫·贝佐斯的故事，正是他反复提到的典型：不是某个季度超预期，而是那些当时看起来让利润表难看的决策，后来变成了长期价值的核心。
他有句很特别的类比：伟大的公司各有各的独特，平庸的公司却都差不多。
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安德森的选股哲学：你要寻找的不是“更好一点的平均”，而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拥挤的信息，而是少数真正重要、能被长期验证的结构性变量。
这份对话最终把这些抽象判断落到很多具体场景里：为什么欧洲长期卡在“规模化”上，为什么公开市场的季度视角会把讨论带偏，为什么他更愿意从学术与理论界汲取养分，而不是沉迷宏观头条。
里面也有不少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和制度的解读，某种程度而言，安德森非常理解、甚至是赞同中国的决策文化，这大约跟他牛津历史专业出身有一点点关系。
最有意思的细节之一，是他讲到美团创始人王兴（对话中说的是美团创始人，没有提到名字）第一次到爱丁堡拜访时，先请他讲“爱丁堡启蒙运动与英国启蒙运动的差别”——那种对思想、制度与城市文化的好奇心，恰恰是安德森识别“伟大公司气质”的方式。
总之，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对于这位不喜欢活跃在聚光灯下的低调投资人而言，是无比难得的近距离学习机会，他强调的认知多样性跟芒格多元学科思维是异曲同工。
聪明投资者原汁原味精译分享给大家。同时推荐看这篇安德森的雄文，搭配食用更佳：如何看待高成长与经典价值？柏基“传奇基金经理”詹姆斯·安德森2019年深度撰文
谈早年求学和职业生涯
瑞特霍尔茨 我们聊聊你的职业生涯。你1983年加入柏基，金融职业生涯是怎么开始的？
安德森 我觉得这既是一个挺标准的“英式建制派”故事，又有些曲折。
我来自一个医学世家，但我并不喜欢当医生，然后所有人都默认那是因为我根本不够聪明。
这曾经让我有点恼火。
我在牛津读的是历史，后来想想，这段经历到底有多大用处，我也说不准。
毕业后我又在海外的大学待了几年，其中有一年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约翰·霍普金斯项目里。
那个地方最早据说是为了方便中情局盯着意大利共产党之类的动向才设的。到我去的时候，当然早就不是那种用途了，但它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我第一次真正听到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那儿大概有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人。你每天都在跟不同背景的人聊天、争论、互相补充，人的好奇心就会被硬生生拉起来。
相比之下，在牛津，你更多是在一个既定框架里被人一路讲下去，像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很少有人逼你停下来换个角度看问题。
我想你也会同意，如果你对世界真的好奇，基金管理是一份很棒的工作。我当时也认真考虑过新闻行业。还有一点是，我不太喜欢伦敦，所以最后就去了爱丁堡。
瑞特霍尔茨 挺有意思的。那你 1983 年在柏基，后来怎么一步步成了苏格兰抵押投资信托的管理人？这只信托几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了吧？
安德森 老实说，苏格兰抵押早年的一些细节特别有意思。
比如你去看它在1929到1930年的年报记录，会觉得很时代感。当时它关心的重点，居然不是华尔街发生了什么，而是董事会接下来要任命哪位苏格兰中产阶级人士。它甚至还写过一段，解释为什么加拿大、阿根廷比美国更值得关注。
回头看，这些历史背景本身就挺耐人寻味的。
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认为投资信托是个非常好的工具。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这一点更明显了，因为它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想投哪里就投哪里，想用什么方式投就用什么方式投。
同时，我们还能尽量以较低成本，把这种专业能力提供给个人投资者。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投资信托这种形式在1983年并不受欢迎，这点上反而更吸引我，因为你会想参与进去，然后慢慢看到它的优势一点点显现出来。
我也非常敬佩我的前任麦克斯·沃德（Max Ward），他同样对成长投资有强烈的渴望。柏基在1970年代末其实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那时麦克斯无疑是我们最出色的投资人，但因为当时公司大量核心资产都在英国，于是麦克斯被劝说去负责英国市场，尽管他的心其实在美国。
我一直觉得，如果当时能让他做自己最擅长、也最投入的事情，苏格兰抵押和柏基很可能会走得更远。
谈基金管理行业
瑞特霍尔茨 去年你说过，基金管理行业已经坏到无法挽回。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太有意思了。
安德森 是的。我也很希望你接下来能继续追问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基金管理这个行业，已经在结构上变得越来越“向内看”。
你我都很清楚，很多人衡量自己的方式，基本就是跟比较基准比、跟同行比，最后变成一种相对排名的游戏。
但如果你把镜头拉回到股票市场的早期，我们这门生意原本做的事情，其实是帮助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公司成长起来，给它们资本、耐心和支持。
它推动的不只是投资者的回报，也应该推动社会向前。
我觉得这些年，这种“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的目的感，一点点丢掉了。而这正是我说“坏到无法挽回”的核心原因。
我之所以这么判断，不只是因为短期业绩指标满天飞、媒体天天盯着短期涨跌不放，更因为一个很刺眼的长期事实：在英国和美国，几十年来，企业在公开市场里回给股东的钱，竟然比它们通过公开市场融到的钱还多。
换句话说，市场越来越像一台“把钱转一圈再分回去”的机器，而不是“把钱变成新公司、新产能、新创新”的机器。
我当然还可以继续展开，但归根结底，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去重新寻找、甚至重新发明一种方式：在公开市场之外，真正把“长期、严肃的股权资本”提供给那些需要它的公司。
瑞特霍尔茨 这太有意思了。你说“回收再循环的机器，而不是创造的机器”，你指的是公司把钱拿去做股票回购，而不是投向研发、投向创新、投向新点子，对吗？
安德森 对，就是股票回购。股票回购在很多情况下都属于过度行为，再加上派息过多、投资不足，尤其是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里更明显。
你也知道，过去三十年里，人们整体上并不怎么关注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
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要把这些公司真正建设起来，你需要的时间视野远远长于一个季度、甚至长于几年，可能也要长于几十年。
（聪投注：看起来这句话跟巴菲特强调股东回报的理念有所冲突。但我们理解，两者是所占角度的不同。
巴菲特强调的是资本配置：能高回报再投资就让价值复利，只有缺乏好机会时才用分红、回购回报股东。
安德森的意思更像是在说：公开市场越来越习惯用短期业绩和预期来评判公司，于是企业更倾向于把钱用在回购、分红这类“立刻看得见”的回报上。对轻资产行业影响还没那么致命，但对那些必须长期砸资本、熬周期的行业来说，这会让“该投的投资”变得更难发生。于是市场更像在做资金的周转与分配，而不是在耐心供给创造未来所需要的股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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